9月28日，星期二，内容为“华夏信史纪年最新进展”的学术研讨会，在京城准时召开。
主办单位：科技部。
协办单位：中科院，中社科院。
巴罗夫教授带着邀请函，提前进入会场，与一群一贯质疑夏商周的敌意学者，沆瀣一气地扎堆聚在一起，趁着会议开始前的时间，窃窃私语。
“听说中方最新公开的信息，只是说好像确定武王伐纣发生在哪一年，别的没说。詹姆斯，你觉得这事儿靠谱么？”
“最近考古学界的决定性新技术，无非就是AMS了。这玩意儿好像是上个月才首次在实战应用中冒出来，原先都只有原理论文，就算中国人是指望AMS，也应该达不到这个精度吧。”
“你们说，中国人上个月帮扶桑人鉴定汉倭国王印的时候，是不是早就处心积虑阴谋好了？肯定是包藏祸心，想让国际社会先承认AMS技术的国际公信力！”
一群人悉悉嗦嗦，说来说去无非是这几个见解。
最后，巴罗夫教授很有领袖气概地给同侪群臭打气鼓劲：
“上个月针对扶桑人的进展，说过的话，咱也覆水难收，不能改口。不过，咱就憋着一条底线：在扶桑的时候，咱认可的精度是多高，这次来京城，也卡着那个线承认。
哪怕中国人改良了机器、提高了精度，咱也绝对一概不承认！就只承认到在扶桑时候承认过的那个尺度！这样中国人就翻不了天了！”
“这个办法好！”所有心怀鬼胎的教授们，都觉得巴罗夫这个尺度拿捏得不错。
台上，很快轮到了中科院的一名考古学院士开讲。
首先的内容，自然是介绍“利簋”这件文物，以及铭文的识别。这些都是早就研究过的，不过原先还没这么高规格地进行国际范围公示过。
加上这只簋本身，外国学者没摸过，所以听中科院的院士再详细梳理一遍，大家也还是颇有收获。
讲完簋的来龙去脉与铭文后，下一步就是一名代表一线考古发掘、田野调查的专家，上来讲述C14样本的取样经过。包括对簋身的取样、以及出土地坑原址的周边取样。
尤其原址取样的过程，是经过严密的筛查、全程都有胶片视频拍摄，确保传承有序，完整确凿，没有掐头去尾剪辑甚至PS造假。
这些证据链，稍微一点疏忽，都有可能导致敌意学者的挑刺。
正因为很严谨，所以巴罗夫教授只能暂时忍着吐槽喷F的欲望，等真正遇到破绽的时候再说。
好不容易，到了最关键的环节。
前两位主讲人讲完、提问环节也过去之后，轮到顾玩上台了。
会议厅里，镁光灯扇动，无数摄影师都对着顾玩，准备取材。
上台的那短短十几步路上，顾玩分明看到了央视一套的新闻连播、焦点芳谈、走近科学……好多节目组，都在那儿拍摄。
今天这场会议的部分片段，是要上新闻连播等节目的，当然不能疏忽了。
“……下面，由我来讲解一下本次对利簋的C14取样样本鉴定的最新结果。鄙人顾玩，忝列中央科大原子控制研究所成员之一、汉核科技公司负责人……”
“……目前最新的AMS鉴定技术，年份精度可达到±20年，它相较于传统离心法的主要优势在于以下方面……”
“……鉴于上述测定结果，我们可以确定，利簋的铸造年份，应该在公元前1070年至1030年之间。对于这一部分，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。”
顾玩说完第一部分，顿了一顿。
巴罗夫教授等人很想反驳，但发现顾玩说得很稳，一点都没有试图超额证明，这就让他们很难受。
最后，巴罗夫教授还是忍住了。
不过还是有一两条小鱼小虾作为马前卒探雷兵，试了试水，但都被顾玩谈笑自若化解了。
“……下面，我们讨论最核心部分，即如何根据上述测年，确定利簋的具体铸造年份、或者说武王伐纣的具体年份。如铭文所示‘武王征商，惟甲子朝，岁鼎’。结合《国语》中……”
顾玩后面又说了一大段话，就把《国语》里面涉及到“岁”这个字，在作为天文观测结论语境时，代表“木星”的七八处证据，全部罗列了一遍。
这些内容，是他这几天临时恶补现学的。本来么，应该再找一个古代文献学的社科院院士来专门解读，但是主办方可能觉得那样太繁琐了，加上就那么几段话，所以就临时让顾玩好好练练。
《国语》里的具体相关内容，足以凑出几百字的文言文，而且是最古朴那种。
基本上连《诗经》都看不懂的人，这玩意儿也看不懂，所以具体就不写出来水字拖节奏了。
反正台下那些世界各国的汉学专家、东方历史学家，他们听得懂，就行。
而且，包括巴罗夫教授在内，好多外国学者，也只是能听懂“岁鼎”两字是什么意思，但并不代表他们“早就知道”。
因为相关的成果，此前公布出来也没什么历史价值，所以传播范围并不是很广，在外国也就没什么重要性。
顾玩见这一步又迈过去了，终于开始最后攻坚：“……在确认‘岁鼎’二字在金文时代、这种上下文语境，能够代表‘木星居与中天’的天文星象后，我们结合天文轨迹年表，可以逆推算出如下结论……”
“……因此，武王伐纣，应当发生于公元前1046年。”
此言说出的瞬间，镁光灯闪动的频次达到了巅峰，国内媒体就等在这儿呢。
同时，外国学者也普遍开始提问。
再不质疑就没有点能质疑了，来不及了。
主办方维持秩序的人，依次把话筒递给提问者。
“请问对木星星象的观测数据，是如何逆推的？”
“木星星象的观测结果，应该跟地理位置是相关的，不可能中国范围内、相距数千公里的几个点，同一时刻观测到相同的木星星象。
而贵方的论证，借助的逆推星象纪年，是来源于《国语》，那么你们有论证过《国语》里提到木星星象的那些片段，具体发生的地理位置是哪里么？《国语》应该也没有记载吧！”
面对汹涌的提问，顾玩倒是很镇定。
“木星星象的观测结果，当然是可以按照地理位置的差角逆推计算的。《国语》中提到的这两次木星星象，对应的观测地理位置应该是……”
“武王伐纣当天的随军星象记载，应该是按照‘牧野之战’发生地的观测结果来记录的。至于‘牧野’的具体位置，我们可以根据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中相关段落，判定位于荷兰纽乡……因此与《国语》中记载的‘岁鼎’的时间差换算关系，应该是这样的……”
顾玩稀里哗啦引经据典，巴罗夫教授已经有些懵逼了。
说实话，顾玩的表现，已经大大超出了巴罗夫教授的预料。他原本是打算更早就开始质疑的，只是前面顾玩表现得毫无破绽，让他们无从下口。
到了最后，已经是不得不质疑了，他才动手。
事实上，巴罗夫教授自己作为一个历史系的专家，对于天文学是不太了解的。
他只是赌一把，觉得顾玩应该是个原子物理学家，就算稍微懂点历史和考古，肯定也是临阵磨枪恶补的。
那么，直接质问你天文学方面的问题，你应该也不是很懂吧？
世上哪有那么牛逼的通才。
可顾玩这架势，怎么看都不像是“仅仅只是一个原子物理学家”。
“……你，你说的这些，能算是权威的天文学推导么？恕我直言，你只是一名原子控制研究所的工作人员，这些问题，应该由权威天文学家来解答！”
这些话，其实已经有些粗鄙没品了。不过，道理倒是让不少在座学者，都深以为然。
大家只是基于政治正确，不好说出“唯职称论”的错误言论，但骨子里还是觉得野路子没资格说话。
你特么什么都想解答，会不会太嚣张了？
然而，顾玩仅仅用一句话就怼回去了：“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，闻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。是否权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道理对不对。
不过如果你们非要纠结也不是不可以——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热门提名者，彭齐亚斯教授与皮德罗.威尔逊教授，他们算不算权威的天文学专家？
他们本人引用我关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最新值的论文，不下三次。其他《自然》/《科学》上的天文学引用，我都懒得提了。如果你对于我回答天文学问题的权威性有质疑，可以稍后去了解一下。”
巴罗夫彻底傻眼了。
特么的还让不让人活了！
跟原子物理学家辩论原子物理！
跟考古学家辩论考古！
再跟天文学家辩论天文！
你是通才还是神？
说好的闻道有先后、术业有专攻呢？
你这是闻道只有先、术业全部攻吧！
巴罗夫教授心如死灰的同时，还有几个原先没去扶桑参加过博多的亚太博览会、没有见识过顾玩厉害的送人头学者，继续前赴后继。
顾玩当然是毫不客气地把这些送人头的全部收下。
半个小时之后，科技部派来的会议主持官员，宣布研讨会胜利结束。
然后工作人员安排大伙儿去自助餐。
顾玩也悄悄闪人，深藏功与名。
……
“小顾同志，你真是不简单呀。”
会议结束后，回到后台，立刻有一名中社科院的老院士，跑过来跟顾玩握手。
顾玩也认得对方，这位院士姓秦，刚才也是上台主讲之一，人家是讲历史和文献考据部分的。
秦院士握着顾玩的手，激动得语不成声：“咱研究先秦历史一辈子了，想的就是把咱中国的历史精确纪年，从前841供核元年，再往前推推。没想到，咱努力了一辈子，最后还是要靠你们搞自然科学的来帮忙。唉，我泱泱华夏，巍巍汉统，自当有3000年精确纪年！
欧洲信史纪年，原先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塔西佗，引述的最早精确纪年，也不过是梭伦的笔记，能推到公元前900年左右。如今咱从前841年推到前1046，多了205年，可是终于全面超越了！”
希罗多德是古希腊的历史学家，写有《历史》。地位跟中国的司马迁差不多，都属于在各自文明内，可以单词成书的开山鼻祖。
在西方，只写《History》，不写什么History，那就是特指希罗多德的史。
在东方，只写一个《史》字，不写是什么史，那就是太史公的史。
至于塔西佗，只能算是古罗马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。
无论希罗多德还是塔西佗，他们在记载欧洲史的时候，最早引用的精确纪年素材，都是来源于古希腊大政治家、雅典史上第一位执政官梭伦的笔记。梭伦本人是公元前600多年的人，但他的精确笔记提到的史事，能比他出生还早两三百年，大约到公元前900年。
历史上，后来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等学者，引述“亚特兰蒂斯”等传说文明的存在，也都是参照了梭伦笔记。
而现在，顾玩这一手新发现，可就把中国史的精确纪年长度，反爆了欧洲史的精确纪年长度。
至于希罗多德和塔西佗记载的其他地区的史料，倒是有纪年更早的。
但那都是关于埃及人、巴比伦人和赫梯人的历史，而不是希腊等欧洲文明的历史。
所以，经此一役，中国文明精确信史纪年，超越欧洲文明，至少超越80多年，已经没有悬念。
不过，顾玩虽然建立了如此殊勋，他却依然很谦退的样子。
“秦院士，你不该感谢我，你应该感谢科学。不是真相站在了我们这边，而是我们站在了真相这边。
我是一名自然科学工作者，我的基本节操就是为世界的本源和自然法则服务，而不是让宇宙法则为我服务，怎么能贪天之功为己有呢。
在宇宙的本源法则面前，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学生。”
秦院士听了这番教诲，顿时觉得有些惭愧。
“是是是，是我着相了，还是小顾同志说得对——我们应该感谢科学，应该庆幸我们站在了科学这边。”